上党之战秦国 上党之战
上党之战
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是1945年国共冲突的一部分，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
这次战役歼灭了阎锡山所属的11个师的部队，使得阎锡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未能对中共发动攻势，并且不得不借助中央军守卫山西。
战前态势
1945年8月下旬，日军投降，阎锡山部队第19军史泽波率4个师在上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但该地区恰好位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分区与太岳分区两区之间，态势孤立;中共抗战胜利开始即列入应予占领的地区之一。下旬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及被太行军区部队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地[2] 。企图以此为依托扩占整个晋东南。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耍两面派手法，又三次电邀毛泽东主
席赴重庆谈判。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支持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的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各地军事部署的指示中，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国民党军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共产党部队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据此，刘邓部署对上党地区(即长治地区)作战行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在抗战之后编成4个野战纵队，为了进行上党战役，动用了3个纵队。
为了打好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认真进行了战前准备，首先，将各军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组建的游击兵团编组成太行纵队、冀南纵队和太岳纵队，使之成为正规兵团，从而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其次，在军民中广泛的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并提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的口号。部队知道毛泽东赴渝和蒋介石谈判，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国民党军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再次，开展了战前练兵，各级地方政府还动员了5万民兵支前或参战。充分的战前准备，使部队士气高涨，求战心切，保证了前线的供给和后方的安全。
战役部署
刘伯承、邓小平抵达根据地后，立即着手组织指挥对进占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的反击作战。8月25日，刘伯承一到司令部就对部下讲“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
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采取了边打、边建、边练的办法，快速编组成太行、太岳、冀南三个野战纵队(由冀鲁豫军区编组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于9月22日—10月9日组成，未参加上党战役)。三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共三万一千余人。上述三个纵队由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所属的主力部队组建，均采用村、区、县各级武装逐级上升的办法组建，很多地方武装直接改个番号就成了正规部队。当时共产党部队野战纵队的编制是纵队一旅(这一级在太行和冀南纵队称为支队)一团三级，团这一级就有很多是由地方武装升级来的。在这一点上，晋鲁豫军区或者说129师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强大地方武装发挥了巨大作用。如陈赓指挥的太岳纵队由386旅和决1旅编成，386旅(即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386旅，只是编成有较大变化)下辖772团、20团、士敏独立团。决1旅(即山西新军，在1939年“12月事变”后转入八路军，但仍保留决死队名义)下辖25团、38团、57团。全纵队共六个团兵力，除772团有三个营外，其余各团都只有二个营或者七个连，全纵队共计7000余人。其中五个团都是较老的部队(其中772团是个红军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战功赫赫，战斗力很强)，而士敏独立团就是地方武装升级来的，其前身为士敏县大队整编而成的士敏独立营，后由772团、20团抽调五个建制排并补充大量民兵扩编为士敏独立团。太行、冀南纵队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部队兵员的补充采取了个人直接动员和民兵集体动员的方式[3] 。
经过短短一个多月，太行区就扩充兵员2.5万人，太岳区扩充1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民兵。据武乡、榆社、左权、辽西等九县统计，民兵占参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五，辽西县则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七。民兵们成班成队的带枪加入军队，马上开赴前线作战。刘伯承后来充满感情的回忆道：“几万游击武装还穿着五颜六色的便服就集合起来开上前线去了，成千上万的民兵排成整齐的队列参加了战勤工作……”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部队人员不充实，很多团不过千人。
解放襄垣
襄垣县城位于长治北90华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共产党部队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武装于8月22日
夜就进驻了襄垣县城。8月25日也就是“刘邓”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同一天，阎锡山长官部少将参事翟品三率部分国民党军和收编的日伪警备队等一千余人，由屯留出发，攻占了襄垣。8月27日夜，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及友军第17师包围了襄垣县城。
经过几天准备，共产党部队于9月1日黄昏发起总攻。在总攻之前，太行军区13团挖了100多米的地道通到城墙下，用满满一棺材炸药炸开了城墙，共产党部队攻城部队乘势涌人城内。经过四小时激战，全歼国民党军胜利结束战斗。共毙国民党军350余人，俘国民党军450余人，阎锡山长官部少将参事“襄垣解救军”总指挥翟品三等大小头目全部被共产党部队活捉。有意思的是，其中国民党任命的襄垣县县长闻家喜和日本鬼子任命的伪襄垣县县长张公度同时被共产党部队俘虏[1] 。攻克襄垣后，太行军区立即发出战术指示，在襄垣组织实弹演习，研究攻城和巷战经验，为上党战役的胜利进行了充分准备[2] 。
战役准备
攻占襄垣后，刘伯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主持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开于
9月5日下发各部队。这个指示客观分析了阎锡山手下晋绥军的优点与缺点，打消了一些干部认为蒋阎军总比日军好打的轻国民党军思想，对战役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指示》中准确指出了晋绥军“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野战中，“采取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正面钳制左包右抄)”，但一般不善于白刃格斗，其特点即“重于守城”，“极不善于野战”。根据这一特点，刘伯承在《指示》中提出了上党战役的基本思路，即“根据其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多方诱国民党军外出，于野外聚歼之”。这就抓住了晋绥军不善野战的弱点，避开了其作战的强点，通过攻击长治周围国民党军防御较弱的县城，引诱国民党军从防御坚固的长治城中出来，于野战中歼灭之。在战术手段上表现为“围城打援”的形式。即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县城，吸引长治国民党军主力出援，然后在运动中歼灭来援之国民党军，而后夺取长治。在兵力运用上，共产党部队确定在夺取外围各县时，以主力部队之一部攻城，地方武装和民兵围困其余各城，不使国民党军向长治逃跑，主力部队大部集结于机动位置，准备歼灭由长治出援的国民党军。在攻城顺序上，为防止国民党军利用自晋路与沁县以北的日军相策应，决定按先北后南、由西到东的方向来打。最后确定的攻城顺序是先打屯留，再长子，然后打潞城，最后打壶关。占领上述四城后，各路大军会攻长治。
9月7日，刘伯承与邓小平下达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决定于9月10日2时30分开始对屯留、上村实施攻击。9月9日23时，即战斗发起前三个半小时，刘邓指挥所推进到潞城以西的中村。9月10日6时即战斗发起后三个半小时，刘邓指挥所又进到故县村，对战役实施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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